兰学茶座：纳兰性德及其诗词研究早于红学 衰微之后再度兴起

纳兰性德及纳兰词的热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悄然兴起。从在高校出现的“兰学会”，研究所，到北京出现纳兰文化出版中心、出版联盟，以及兰学研究会，出版《纳兰性德全集》，各种纳兰性德研究丛书，历四十年方兴艾。时至今日虽还远未达到像“红学”那样的显赫程度，却也初步做到了硕果满目、专家云集。

1985年，恰逢清代杰出的满洲词人纳兰性德逝世300周年。那时正处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之际，学界内外的纳兰性德爱好者纷至沓来，都期待把兰学这把学术之火点燃起来。

是年夏秋之交，在承德避暑山庄相当有名的烟雨楼头，由《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部、辽宁大学中文系、承德地区文联等20家单位联名发起主办了“纪念纳兰性德逝世300周年学术讨论会”。

会议开了四五天，就普遍关心的纳兰性德经历交游、人格情感、思想方式、著述种类、艺术特征等，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切磋与争鸣中，共同完成了一次兰学的崭新启动和总体展示。

纳兰性德，是出现在17世纪下半叶中华文化核心舞台上的一位有满洲贵宦家族背景的年轻“阿哥”，同时他又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卓越的词人之一。

他出生前，所隶属的人数寡少且经济文化较中原落后得多的满洲民族，刚入关定鼎建立新兴的清政权，却能在短短30周岁的生命空间里，创造了如此之多的文化奇迹，释放出如此炫目的艺术光华，实令其同代人及身后一辈辈感觉异讶。

纳兰性德生命的冲力和魅力，为后世的学术界，留下了颇多的待解之谜。

纳兰性德身处在满、汉两极文化相互间交通、折冲异常剧烈的大时代，满洲人率性尚武、“国语骑射”的传统禀赋，到其身上凸现出转捩点的深刻征象。这项转捩，使之登临了与汉族文坛巨匠比肩的位置，却并没有让他一举变作一介中土宿儒。

他的词集，起初命名为《侧帽集》，分明带有赳赳武士耀显与张扬北方骑射民族精神气度的自得心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感受的叠加，后来他把自己的词集换了名字，改为《饮水集》则是取佛教禅宗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含义。

纳兰性德正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互动历史上特殊敏感的一个人，他就像一尾由冷水流乍然游入暖水流里的鱼儿，“冷暖自知”中的“自”字，融进了难为他人明说的感慨。有关纳兰性德生涯与艺术的诸多谜底，或许都与满、汉文化的大交流、与满洲文化“次生形态”的构建打造，有些明里暗里的连络。

多年来，纳兰性德学术已然形成一种好的风气，即研究队伍里充分包容着汉、满等多民族的学人，研究方式上亦收纳有涵纳满学在内的多元文化视角。一项共识已经形成：只有宽怀倾听多种声音，兰学才会长风破浪持续跃进。

我国现有56个兄弟民族，它们的各自历史都宛如一条自成体系的漫漫长河。各民族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所拥有的不同的文化心态，是天然的社会现象。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把该民族从遥远的洪荒时代送到今天，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可思议的。

假如我们对各类民族文化观念有些比较切实的体认，也许就会对中国文学的若干体现民族特质的现象，表现出深入的敏感与悟性。要发现各个民族的文学独特质素，得从包容尊重其文化的特异性开始。

就历史来看，所有国内单一民族（包括中原民族和边地民族）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周边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文学作为诸民族间精神文化接触中尤其易感的部分，会在不同民族的过从中，感染或接种上对方的基因。

正像“金无足赤”一般，在古往今来愈见出整合趋向的中华多民族文学交流进程中，似乎可以不再指望会辨认出某一民族的某一作品，还属于纯而又纯“单一基因”的民族文学模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对迄今为止多民族文学交流结果的恰当比拟。

观察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长久互动的历史，往往看到，汉族作为中原地带发祥极早且文化始终领先于周边的民族，其文学对许多民族的文学都有过不容置疑的影响，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承受了处在中心文化位置上的汉族文学强势的辐射。

不过，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中也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接受汉族文学的单向给予，少数民族文学也向汉族文学输送了有益的成分，它们之间的交流，始终表现出双向互动、交相授受的特征与情状。中华各民族文学在互动状态下的齐驱精进，早已形成了优良的传统。

科学的文学史观之拥有，其中当然需要包含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之确立。在新时代的文学史家头脑里，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的文学是由所有现存的以及曾经在这片国土上存在过的民族的文学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学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的文学应当是一个有机链接的网络系统。

每个历史民族和现实民族，都在其中存有自己文学坐标的子系统，各自在内核上分呈其质，又在外延上交相汇通从而体现为一幅缤纷万象的壮丽图像。

作为当代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出身的本民族文学研究家，不了解《诗经》、楚辞、李白杜甫，显然是不成的；汉族出身的文学研究家，假使对《玛纳斯》《格萨尔》《福乐智慧》等少数民族的著名作品一概不知，对满族作家老舍或者苗族作家沈从文文学当中的民族特质毫无察觉，大约也会在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学的时候显出偏差来。

而确立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究家，在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候，会自觉地在诸多的文学研究对象中间，去寻觅探讨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意蕴。

自古以来人们大多只知道中国的文学就是汉族文学，因之也就出现了许多人头脑里“中国文学等于汉族文学”的错误印象。随着“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各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作的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顺理成章地被发掘出来，还得到了有效地研究。

今天，再想撇开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而谈论中国文学，已经是不太可能的和不合时宜的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系列佳作，与“汉族文学”相辅相成、交相辉映，成为中国文学总体格局内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代学人们的肩头。这既是我们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又是可能需要通过比较长久地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好在，我们的学术界接受过了各种新鲜思想的洗礼，不再那么坚持几十年前的保守乃至僵化的思维。

总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研究会浑然汇通。

红学、兰学、金学，以及更多的民族文学，如：研究《格萨尔王》的格萨尔学，研究《江格尔》的江格学，研究《玛纳斯》的玛纳斯学，这些古典名著名作名人，这些享誉世界的英雄史诗，其学术研究都相得益彰，融会一体，那该是一幅多么壮丽的图景。